2016年中，前國策顧問、知名文化人郝明義為了釐清台電所稱的「缺電」說法，要求當時行政院長林全請台電公開電力數據。他呼籲，台灣到底缺不缺電，政府有義務解開大家的疑慮。
這項訴求引發各界熱烈關注，最後台電除了原先公布的82項資料集外，又公布過去10年來每月歲修紀錄，以及汽電共生、再生能源的購買紀錄。
我不禁有點感慨。2年多前，台灣剛啟動開放資料，我們曾循國發會開放資料平台管道申請，希望台電能夠比照歐美開放相關電力資料，但得到的結果卻是實問虛答，像是：「謝謝您提供的建議。有關台電公司所屬各發電廠發電量等即時資訊，已公告於台電公司全球資訊網的『資訊揭露專區』。目前正依您的建議研擬該資料集上架之相關配套作業，預計本年度第三季可完成上架集中列示於本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敬請耐心等候，謝謝您。」
僅開放全國年統計資料，無法滿足使用者的需求。直到郝明義先生強力要求政府要開放台電資料，台電才有進一步作為。這一切，不免讓人覺得就好像是擠牙膏一樣，硬擠才會動。我跟台灣資料科學協會理事長陳昇瑋特地為此寫了一篇投書【打開台電黑箱，建立開放機制】，我們在文中丟出了許多疑問：台灣開放資料的機制在哪裡？為什麼要用特別的手段才能要到資料？台電要營運這麼龐雜的系統，一定是根據數據來做決策的，如今卻是相當分散龐雜，無法取信於大眾，我國能源資料的運用是否和國際有明顯落差？
台電的資料無法立即全面公開，我們猜想，除了內部尚未建立開放共識，也可能是因為開放資料恐怕有涉及到國家安全、隱私及產業競爭力等方面的顧慮，除了台電以外，許多開放資料也面臨類似難題。
盡早訂立遊戲規則
2014年時，我曾率三十幾家民間企業到歐盟參訪，討論資料經濟的可能性。我發現，我們台灣談開放資料的多半是是一群資訊人，但那次我去歐盟，很多參與者都來自法律界，希望從制度面、法律面來釐清開放資料的方向，也因此，歐盟在做開放資料時，步伐是比較踏實的。
亞洲國家中，南韓也在制度面上做了不少努力。去年，南韓修正《公共數據法》，他們有直屬總理的公共數據戰略委員會，負責管轄政府機關保有、管理，以及開放資料的事宜，明訂公務人員職責與保障人民使用資料的權利。日本在2016年由首相安倍晉三領銜通過官民資料法，認為未來要用數據來決定決策，這也讓日本人對資料的應用開始大跳躍式的起飛。
台灣的情境比較像是「邊做邊想」，所以這幾年在推動開放資料時，經常會遇到各種瓶頸。
我很期盼政府能夠建立健全的機制，有完善的資料素養與法令，明確定義出哪些資料屬機密敏感，哪些資料應收費，而哪些資料則屬於可開放資料，有了清楚的遊戲規則，大家比較不會無所適從。
以台電資料而言，可能衍生的應用價值已經超越能源經濟的範疇。若有好的資料分析策略，這些資料不只能拿來檢驗或監督整體發電量與用電量，在許多領域，包括國安、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甚至公民健康等，都可能透過台電資料來做更好的研究分析。
這一次針對台電開放資料的爭議，或許是一個好的契機，讓政府思考建立機制的重要性。
台電也的確是國營事業的領頭羊，經過這一場洗禮後，資料的運用及掌握都大幅提升，甚至連續兩年舉辦黑客松，獲得很大的好評，也有不少年輕朋友開始利用台電資料，解決不少社會問題。我們的想法是：在政府內部或國營事業單位設立專職的「資料長」，或許是一個好的開始。
從應用面思考資料開放
我樂見新政府正視開放資料的重要性，這二年來，在開放資料的速度與數量上，都有長足的進步，但我仍懇切盼望，未來能有更健全的制度，開放質量俱高的資料，創造產官雙贏的結果。
那麼，未來政府開放資料的政策應該如何調整呢？在此，我想引用Open Data 聯盟副會長劉嘉凱的建議做為結語。他建議，先要求各級資料管理機關公布「資料清單」與「資料策略藍圖」。
「資料清單」範圍必須涵蓋由該機關負責蒐集、管理（包括已經開放、準備開放、正在評估中，以及不適合開放）的全部資料，儘管並非任何內容都適合開放，但資料名稱卻應該全面開放，人民可以看到政府對於國家各種資料的掌握程度，也才能在資料對稱的基礎上，促進溝通。
而「資料策略藍圖」則是用來了解各部會是否具備完整資料管理與應用的策略，用以檢視衍生的資料開放策略。有了資料策略藍圖，才能在資源極度有限的情況下，根據資料價值，決定開放與推廣應用的優先順序。此外，也期許政府要「按照目標，開放資料」。開放資料絕對不是「為開放而開放」，而是希望能創造資料價值。
台灣未來面臨諸多挑戰，像是人口結構的改變、就業市場的轉型、所得分配、居住正義、人才培育、國際競爭力、永續發展等，政府在制定相關對策時，應考量要「如何」善用數據，以及「誰」能使用這些數據等問題，從應用面來思考，創造橫向連結的無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