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該不該被婚姻綁架？在台灣，外籍配偶的心裡始終有根刺，與這塊土地上的點滴羈絆越深，內心的恐懼就越龐大。因為只要被查到過去來台程序有瑕疵，或者某天另一半的感情生變，無論是否已為人父母，新住民手上的身分證都可能不保，淪為喪失原國籍又被剝奪中華民國國籍的人球。
「還我身分證啦……還我身分證啦……拜託拜託……求求你還給我……」面對國家公權力，即便是獨力支撐家計、拉拔兩個孩子長大的母親，陸配楊女士在媒體鏡頭前依然無助得像個小孩。
根據現行法令，外籍配偶想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必須先放棄自己原本國籍，但，如果某天被趕回老家，卻未必能順利恢復國籍。台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理事長劉茜坦言，自己遇過許多求助無門的外配，多半是在台灣因故被取消國籍，連申請恢復原先國籍都被拒絕，最後只能成為躲躲藏藏的黑戶，過著外界難以想像的生活。
在仲介公司介紹下，楊女士2003年嫁來台灣，目前與先生育有兩名小孩，分別為10歲、12歲，由於先生屬中度身心障礙者，長期處於無業狀態，家中經濟只能靠楊女士一肩擔起，「我嫁到家裡後，我努力上班去賺錢，養兩個小孩跟老公，人家介紹我去當清潔工，跟我說會很辛苦，但我說好，沒關係，有錢賺就好了，我做了七八年，每天幫人家打掃，晚上做到十點多才回家，好不容易拿到身分證了，……」
貸款替一家人買房，卻因此惹禍上身
為了想給家人更好的環境，楊女士後來和先生商量買房，但她從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因為這樣單純的動機被國家剝奪身分，「我們一直住在人家的房子，家裡小小的，還會漏水，夏天蜈蚣跑出來把小孩嚇得要命，所以我就跟先生說，我去賺錢，我們來買房子。因為先生還欠卡債一百多萬，所以我們也說好先辦離婚，讓我可以幫家裡買房子。」
一切宛如具像化的莫非定律（Murphy's Law），楊女士在與先生辦妥離婚手續後，竟被陸委會找上門，因為當初介紹兩人認識的仲介公司遭起訴為人蛇集團，在一紙7年前的判決中，曾提及一本「假結婚」的名冊，上面就寫著兩個人的名字，楊女士也被據此撤銷國籍。
談及此節，楊女士的先生忍不住哽咽：「我們那時候有帶小孩給法官看，法官判我老婆為不起訴，結果（陸委會）後來還是因為這樣撤銷我老婆身分證……希望台灣政府的官員能幫幫忙，饒我們全家一命啦，拜託拜託……」
「叫我回去大陸，我在這有房子跟兩個小孩，我怎麼辦？他（先生）又不能上班賺錢，現在貸款還兩百多萬，我該怎麼辦？」被撤銷國籍至今已過3年，楊女士目前一家四口只能靠著她每月在社區拾荒所賺取的兩三千元，再加上一個月1萬3千元的低收入補助過活，這也讓她忍不住哭訴，「身分證被撤銷後，我到處去找工作，人家都不要我，人家根本不敢請我。」
要求外配放棄國籍在先，政府應避免產生人球
針對此案，政大法律系教授廖元豪認為，從客觀看，法律並無不妥，但如果要落實到一個人的生命裡，其實不難看出問題所在，「當初是類似仲介的案子，破獲一批人，起訴一堆人，他們也承認當初是為了進來才找仲介。但證件是真的，（楊女士夫婦）結婚儀式也真的辦了，就變成說，這樣的結婚叫不叫假結婚，其實是可以辯論的。」
此外，廖元豪指出，我國的制度要求外配先放棄原本國籍、戶籍，才可能取得中華民國的身分證，但遇到之後要撤銷人家身分的時候，卻又無法協助對方恢復原本的身分，結果就是產生人球，「至少在制度上要先恢復（外配原始國籍），你有本事先幫人家恢復，再撤銷，不要造成中間的人球狀態，這是最慘的。」
「其實世界各國對於這種虛偽結婚取得國籍，是非常痛恨的，像新加坡不但有刑責，還罰相當重的罰金。」內政部戶政司專門委員陳子和則強調，在假結婚取得國籍一事上，美國、新加坡、韓國、澳大利亞等國都有撤銷國籍的規定，並且未設下任何年限，因此我國法令不算特別嚴格，「我們都很歡迎世界各國、大陸人士來台灣，但是我們不希望透過假結婚的方式拿到身分證。」
「回到人道的考量來講，你忍心拆散孩子跟媽媽，要把她趕出去，先生可以獨自照顧這麼幼小的小孩嗎？」聽見陳子和的發言，本身也是外配的國民黨立委林麗蟬情緒顯得激動，她直言，如果政府連全台52萬的新住民都無法照顧好，就不該大談自己多重視人權，要多照顧難民，「連這一塊都沒做好，何談人權，何談修什麼難民法，我們自己就在製造非常非常多難民，台灣孩子的媽媽都會變成難民了。」
「台灣不能用婚姻綁住她（楊女士）的戶籍，她已經有小孩了啊，我們讓一個媽媽這樣躲躲藏藏的，只能做一些非正職工作，要怎麼去養小孩、養先生、養房子。」林麗蟬說。
外配婚姻的悲哀，生活在「自首假結婚」陰影下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林麗蟬提供資料，近年也有不少外籍配偶遭到我國人脅迫的案例，若是外籍配偶無法賺錢供其花用，或者遇到自己移情別戀的狀況，我國籍配偶不乏用「自首假結婚」方式來達到強迫離婚目的者。
換句話說，即使曾經有過真情，但只要被另一半「自首為假結婚」，原本已在台落地生根的新移民都將面臨喪失中華民國國籍的窘境，甚至落得被迫離台的下場。
確實，政府遏止假結婚有其立場及道理，但法條終究是死的。在台灣自許成為人權國家的今天，面對各種所謂「不得已」的態樣，或許官方可以暫時放低監管的高姿態，稍微蹲下身來，用心傾聽藏在每一個事件背後的真實。畢竟，當個案累積多了，某天將成為足以挑戰現行法制的通案，官員更該及時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