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地震時物資會源源不絕?因為痛 讓我們有同理心

書摘

2月8日台灣花蓮大地震,導致雲門翠堤大樓倒塌,震驚各界,也因為人類有痛覺能同理他人的悲苦,所以大量物資湧入當地,協助救災。(攝影/黃威彬)

作者簡介

阿尼什.辛格拉(ANEESH SINGLA, MD)


  辛格拉醫師出生於紐澤西州,在北卡羅萊納州長大。繼畢業於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教堂山分校後,他又就讀該校的醫學院,以榮譽的成績畢業。他同時利用額外的時間攻讀公共衛生碩士,尤其專注在健康政策和管理的議題。

因為同理心,疼痛讓我們彼此有了關聯。當我們看到別人受苦時,我們許多人會有一種想去協助他們的本能。有證據顯示,當我們因為別人受苦而產生同理心時,我們大腦結構的反應和受苦者是相似的。所以,當你說「你的苦痛,我感同身受」時,這是有科學根據的。

這就引發了接下來的問題:如果我們較少有疼痛經驗,我們的同理心就會比較少嗎?是的,這種想法已經在CIP病人的行為上獲得證實。

個人的疼痛經驗讓我們可以對他人的苦痛感同身受,當疼痛用來比喻災難或是尷尬場合時,我們之所以能夠理解,也是因為移情作用的原因。

如果我們能夠、而且也經驗過疼痛,我們更能夠同理那些承受苦難的人。這就是為什麼疼痛會是一個重要的譬喻,讓我們知道某件事帶給某人的感受。在許多脈絡下,疼痛都可以用來描述不適或不悅。

國難與疼痛

在社會層面上,一群人或國家共有的集體的苦難經驗,會讓大家團結在一起,無論該效果是讓大家為了共同的原因而齊聚,或是對悲劇有所回應。例如,九一一的恐怖攻擊對全美國和全世界都是震驚又痛苦的經驗。幾千名無辜者賠上性命,讓我們痛苦、震駭、悲傷,五味雜陳。

為了重新站起來,美國人創立了許多象徵──敵人、英雄、倖存者、受害者。立刻獲得英雄名聲的是那些最早回應紐約市的需求的人,他們無私地工作,盡其所能拯救同胞。在危機中,英雄作為過渡對象有一種療癒的功能,在喪故失親的悲劇中,他們的出現讓人安心。對於心理創傷,悲劇和痛苦造就的英雄有一種因應的機制。

痛苦會產生一種共享社會聯繫的刺激,讓我們對那些承受苦難的人有所共鳴。痛苦讓那些受難者變得脆弱,讓我們感情的閘門洞開。痛苦強迫我們踢倒高牆、拆毀藩籬,讓我們對那些受難者遞出橄欖枝。當我們目睹苦難或疼痛時,我們將心比心、我們試圖協助。沒有疼痛作為譬喻或是溝通的管道,我們將不會有這樣的同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