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白 Hubert Kilian
法國巴黎人，1999年初次來台，2003起於此定居，以記者為業直至2016年。
15年來，記錄了隨著時間流逝的情感以及城市投射出的陰影，並看作是上演著都會生活的舞台，過客一批批的消逝，而景物依然。
拍過臺北、金邊、北京，於臺北、巴黎、京都舉辦過攝影展。
個人網站：www.hubertkilian.com
我後來才明白，沒有「臺北人」，就走不了這趟追尋臺北的旅程。這些令人摸不透的人影，我必須進入他們的腦袋。他們或許路過或許停下腳步，他們身上那種無法模仿的風格又增添了幾分神秘氛圍。這些島民，生活在一個不存在的國家，他們到底是誰？他們背後藏有什麼被迫噤聲的故事與民族悲劇？這些封閉的目光和黑炯炯的眼眸想說些什麼？他們為何一臉疲憊？他們走過哪些心路歷程？
他們或許是離鄉背井的流民，跟著流亡到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來到這裡，或許是兩岸統一的謊言下被迫噤聲的受害者，而這個謊言經過千錘百鍊後宛如儀式般莊嚴。他們一起住在島上，但被複雜的疆界分開，相隔遙遠。儘管如此，他們無從選擇的被受制於小島的地理環境。這吸取無以數計、被歷史打得支離破碎的野心、還有被企圖再造過去中華或日本榮光的夢想攪得心灰意沈的人生。諸多命運被這個幻影撕扯、磨蝕，最後被一一遺棄在一個沒有名字、但美的蠱惑人心的小島上。
時空的斷層
走在臺北街頭，置身於公私空間以一種不易覺察的方式夾雜並存的地方，能感覺到背後藏著好些故事 ; 關於挫敗、空等和鎩羽等說來話長的故事。也能窺見一些被小心守護的秘密，也聽得見三緘其口的沈默。不過那些不被識破的海島秘密，卻被這些臉孔意味深長地透露出來。臺北人賦予這座城市厚度並與之共鳴。
我從1950 年代法國黑白偵探電影得到靈感，追逐那些能夠表現看不到時間印記的臺北的人物，讓他們定格在宛如梅爾維爾(Jean-Pierre Melville, 1917-1973) 和費里尼(FedericoFellini, 1920-1993) 的電影故事中。在一個「劇本潛力」每分每秒在每個街角不停變動的城市中，街道被賦予某種風格並暫停在一種荒謬情境中，進而允許各種虛構狂想奔馳。我試圖走近那些在路上迴旋著他們生命的人，走近那些用生活刻畫空間的人，走近那些用歷史讓流經的歲月停下來的人。我希望透過居民創造這座城市，因此這些居民成為我的同夥，根據我的劇本完成了定格、美學、超時間以及經典的臺北。
噤聲的故事之貌
我有意拍一些高貴的「嘴臉」，他們都有型有款，個性突出，體格魁梧壯碩，身上的裝扮能講很多故事，有頭髮抹油膏、被紅色霓虹燈照得發亮的中年男人，有濃妝豔抹、踩著高跟鞋的老鴇。我把他們放在謹慎構思的佈景中，洩露一些禁忌的逸事，真的假的都有。我再花點心思，將臺北塑造成人物肖像裡富麗堂皇的背景，而這些人物的外表很容易吸引觀眾走進恆常不變的虛構故事，有時雖岔出主題，但散發詩意，像這些老態龍鍾的地痞流氓和骨頭都快要散掉的老流鶯的流言蜚語。
我以治療的名義，在這座城市裡為自己書寫一個偵探故事，雖然客觀上來說它不怎麼美麗，但我希望它能散發蠱惑人心的魅力。
於是為了催化這股「劇本潛力」，我拍攝臺北居民甚於拍攝臺北。我思索著都市環境與那些創造它、生活其中的人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我也希望進一步了解都會整體如何影響生存，也試著給它們定義。我把人放在場景中央，以便讓他們的影子投射到寂靜的房屋外，一扇門半掩半開著，似乎可以通往過去的深淵，窺見那些已經不在的人以及曾經發生的悲劇，也讓美麗明目張膽地綻放。我尋找居民的眼神，同時走近他們的臉孔，讓都市的輝光反映在他們的眼珠上，我希望從他們的眼眸裡讀到臺北的倒影。
歲月的氣息
走向不認識的路人，拿著鏡頭瞄準他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下一番工夫才能培養出基本技巧，並消除被拍攝者的敵意。我一直喜歡用28mm 或 35mm定焦短鏡頭，取鏡時就不得不走近人才能把人物和景物放在同一個畫面。在這麼近的距離下，我們能感覺他們、細讀他們，同時領略他們稍縱即逝的美，這比任何其他一切都更能表達一座城市。
在這方面，臺灣很特別，但也不是那麼簡單。臺灣人對外國人表現出不可思議的友善。臺灣籍的攝影師不時抱怨沒受到相同的禮遇，比方拿菜市場說吧，大清早的菜販們以為我飛了十四個鐘頭來拍他們的攤子。在三重的夜晚，常有人在路邊請我喝啤酒或吃水果。我總是受到熱情招待，也常引人哈哈大笑。時間久了，我比較明白攝影師在公共場合應該扮演的角色及其限制。
我學習面對陌生人，說服他們給我一秒鐘的時間拍攝他們的臉孔，以表達我一直在尋找的故事，同時要卸除對方的防線。這美妙的一秒鐘讓街頭攝影變成世上最快樂的一件事。它應該是一種獨一無二的分享 ; 雙方一起享受空間、光線、一霎那，而不是竊取一幅圖像，挪為己用或做商業用途。
另外，這一刻並不需要任何語言，甚至得避開交談的陷阱，對話只會破壞外在的真實感。此外，還沒交涉前就要按下快門，反過來的話經常只會不了了之，照片再也見不到天日。我常被一些不太信任人的店家詢問來意，我捏造一個到處都行得通的回答，消除他們的猜忌與顧慮：「我在做藝術性的紀錄。」這個彆扭可笑的說法常能讓那些態度最保留的人不再抗拒，只是當我神經病罷。世界各地都一樣，斷然拒絕拍照甚至態度粗暴應可以被當成社會適應不良、個人創傷的跡象，但臺北很少發生這種事。
失憶的未來
走在路上，路人能嗅聞你，看出你拍照的態度是否真誠，你必須態度真誠才能贏取陌生人的信任。我後來體認到，除了願意深入到第一線拍照外，這種難以掌握的短暫關係也是決定照片的品質的要件。這種藝術能透過對攝影工作的省思，以及思索攝影師在公共場合的角色漸趨成熟。臺北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這十幾年來，白天夜晚任何時候，就算我走到最偏遠的市郊勞工住宅區或最晦暗的工業區，也從不曾遭受威脅。
只有一次，我在臺北汀洲路的市場裡，有位屠夫拿著菜刀追著我跑，他以為我騷擾他的老母親，其實我只想拍一張照片。2010年，在三重臺北橋附近，有個混混騎著白色小綿羊靠近我，他不准我拍一棟破破爛爛的房子。起初語氣還算溫和，但後來變得很凶悍，他告訴我房子裡住有妓女，但我並沒有看到，她們會把我當成警察。對於這種說法，我難以相信，起初一笑置之，但很快就收起笑容，因為這時出現兩臺小綿羊，上面各載著兩名同樣凶神惡煞的傢伙，他們看起來不打算對我和顏悅色的樣子。
經過這麼些年，壓過這麼些馬路，經歷過無以計數的闖蕩、奇遇，我終於認同了這座城市，讓臺北變成我的城市。拍攝過程中相遇的每一個臺灣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衷心感謝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