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明仁的岳父是王永慶，一個被稱為「經營之神」的男人，以致於眾人和他說話時，眼光總忍不住上飄，彷彿連他最風光的那些年，都是有神庇蔭的結果。在訪談尾聲，我們問起了當時他和王永慶之間的關係，一陣沉默後，回答行禮如儀，僅在短短20多秒內才露了一絲口風，「我一直也不覺得教授會比做生意的差，我覺得當教授很好啊。」
雖然早在1980年放棄教職，而後創辦了大眾電腦，仍有人形容簡明仁是「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學者性格，說他骨子裡反威權。或許，他之所以不願抬頭仰望，與身上那股革命家的血脈脫不了干係。
從小，在簡明仁的家中，父親「簡吉」是個禁忌話題，導致他的童年裡，父親的形象只有輪廓，裡頭始終是一片虛無。直到好多年後，他才看懂，那構成父親輪廓的人形白線有多恐怖。1951年3月7日，簡吉在台北馬場町刑場遭到槍決，罪名是「匪諜及策劃二二八暴動」。
在兩個多小時的訪談中，簡明仁的喜好就像筆記型電腦裡頭的零件，有大有小，塊塊分明。談起父親簡吉、母親陳何、農村問題、巴西蘑菇，一嘴滔滔不絕。話題來到大眾電腦，只見他眼角笑意刷地消失，開始嘆聲連連。最後，我們丟出與王永慶相關的問題，他更正經八百了起來，連之前一個多小時的抑揚頓挫，都被當場拉成了一直線。
曾經在美國韋恩州立大學任教、在貝爾實驗室工作，1979年遇上中美斷交，當不少人拼了命想往外跑的時刻，簡明仁卻無視剛到手的綠卡，選擇返台定居。說起原因，他沒給什麼冠冕堂皇的漂亮話，「因為我母親在台灣啊，像我們這種成長背景（孤兒寡婦過著清苦生活）的人，會認為說，媽媽年紀大了，本來就應該回去，……不管怎麼講，都應該回去啊。」
回台後一年，他拿出在美工作的積蓄，與妻子王雪齡、友人吳文良湊齊一百萬元資金，共同創辦大眾電腦。學者從商還得有模有樣，於是套上西裝，梳起了油頭，更以此樣貌迎接1991年8月1日的掛牌上市。當時，大眾電腦每股參考價為50元，之後一路飆漲至92元才因俄羅斯政變衝擊股市而止步，好不風光。
在接下來的25年裡，大眾電腦的股價像洗三溫暖，先冷、後熱、再冰。自從1997年攀上121元高峰後，接連受到亞洲金融危機、電腦市場成長趨緩、全球金融危機等事件影響，加上簡明仁曾主張深耕台灣，導致西進晚人一步，最終失去報價優勢，如今股價只剩個位數。
何必抬頭仰望神，當教授不比做生意的差
「若他們（簡明仁夫婦）來看我，要修理他們。」「不發現金股利，辜負小股東。」在那些年的風風雨雨中，不時來自王永慶的指責，就像陣陣悶雷，由上而下，既沉且重。曾有媒體解讀，2008年王永慶的辭世改變了簡明仁，因為當初讓他苦撐大眾集團、力圖中興「爭一口氣」的理由已經不復存在，所以才把事業交到次子簡民智手上。
我們求證此事，簡明仁當場否認，直斥那是附會的講法，是「根本沒有的事」。一會，當話題再度接上，原以為他會多補充兩句翁婿關係其實不錯的場面話，不料卻是另一番心內話，「那個時候呢……呃……嚴格來講，像我們這種人，本來就已經在國外當了教授，回來也是當教授，我並不覺得我需要去證明什麼東西。老實講，我一直也不覺得教授會比做生意的差，我覺得當教授很好啊，對不對？」
或許是基於對「神」的崇拜，外界總喜歡把簡明仁拉到王永慶底下，就連大眾也像台塑的附屬品，對此，簡明仁始終不是滋味。他曾回憶，當年大眾電腦申請上市，自己就被證交所的審查委員當面質疑「大眾是不是都靠台塑做生意？」但事實是，大眾電腦前一年營業額31億元當中，只有幾千萬元來自台塑，辛苦經營的成果遭到扭曲，讓他直呼當天的心情「壞透了」。
「但嚴格來講，也不能說台塑對我們都沒幫忙，是有的。為什麼呢，他那名聲很大嘛，你和他有關係，人家自然會比較相信你，這樣就夠了，……剛開始一台電腦都三四十萬美金，一次投資都好幾千萬，人家怎麼可能向我們這種小公司買呢，這個我相信和台塑應該有關。雖然他們沒做什麼投資，什麼錢也沒有進來，但光光台塑這個牌子，確實就是一個幫助，我們不能忘記人家對你的幫助。」一會，他又補充。
抗日英雄與共匪，父親的存在曾是謎
王雪齡曾說，在和簡明仁交往時，剛開始自己刻意隱瞞了家庭背景，「因為從他（簡明仁）的談話中，我感受到他對窮苦人家的同情，還有一點點對有錢人的敵意，……我擔心一告訴他，我父親是做大事業的，他就不再理我了。」事實上，「不攀附岳家」正是簡明仁婚前與母親的約定，也與他體內蠢動的革命家血脈氣味相投。
相較於岳父存在台灣土地的理所當然，簡明仁的生父曾經是個謎，因為那是一段被國家、親人刻意埋藏的歷史。他回憶：「已忘了在什麼時候，我知道了父親是以匪諜名義被處以極刑的。在當時的洗腦教育下，共匪是品德敗壞、無惡不作的，等於把父親列為惡棍，……我從未聽過一句對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正面的話（大學畢業前），這更加添了整個事件的不名譽感。」
「後來我又知道了父親是抗日分子，當年課本上講抗日的事蹟……抗日英雄是何等的尊榮，是光宗耀祖的大事，怎麼父親就變成了受人唾棄的匪諜呢？日據時期農民組合抗日的運動，和後來的二二八、白色恐怖有何關聯呢？這些疑問藏在我心中幾十年，……」簡明仁說，因為父親離開得早，自己並無印象，一開始只認識家庭資料父親欄位裡的「歿」字，在成長過程中，才漸漸感受到，父親是個禁忌。
談起成長經歷，眼前這位曾經叱吒商場的科技大亨當下頹軟在座，藏在黑框眼鏡後面的眉梢、眼角俱垂，像是承載了許多人生重量。他的一雙視線彷彿穿透實體萬物，停留在一個我們永遠到不了的遠方，連嘴裡吐出的話都屬於那個時代，「我們的家庭一直有個印象，我們是隨時被看管的，連我大哥搬家，管區都馬上來關心，那種感覺就像……你的頭頂永遠有一朵烏雲在那，只是不知道哪時候要下雨。」
簡明仁出生於二二八事件後的第23天，當時，父親簡吉正因軍警大舉搜捕異議人士而逃亡在外。根據母親的說法，在那之後的3年多裡，簡吉曾多次冒著生命危險回家，將尚在襁褓中的簡明仁緊擁入懷，深怕每一次分離都是永別。直到1950年4月25日，簡吉為救昔日夥伴落入陷阱，在台北郊外的一家鐵工廠被捕，隔年3月7日就在家人都不知道的情況下遭到國民政府槍決，罪名是「匪諜及策劃二二八暴動」。
「我覺得母親對父親有著最偉大的感情，母親從不談父親的事，也從不告訴我們她的思念，只是默默地保存泛黃相片、僅有的日記。每天在佛桌前念經，上面擺的，除了佛像外，就是父親的相片，……」簡明仁說，政治犯的遺族難免遭到歧視，小時候母親只租得起一間小房間，因為沒有自己的廚房，只能在房間外的走道起一個小爐子，就地炒菜，連吃飯也在走廊，人來人往的。但母親從不抱怨，反而有一種貧困中的風骨，讓他知道人窮可以志不短。
左派不等於共匪，簡吉為農民坐牢11年
後來，叔叔賣掉老家祖產，靠著父親的那一份遺產，簡明仁得以留美，期間更開始蒐集有關父親生平的資料。他還記得，第一次前往當地圖書館時，竟有一種近鄉情怯的感覺，因為「急於知道真相，又害怕發掘出讓自己無法接受的資料。」經過半個世紀，從一開始的個人努力，到成立大眾教育基金會投入人力物力，真相宛如逐一歸位的拼圖，漸漸清晰。
原來，簡吉在1920年代初期就開始推行農民運動，後來更放棄教職、創建成員2萬多人的台灣農民組合，率領農民對抗日本政府及財團的剝削，曾兩度入獄，牢獄生涯長達11年。簡明仁是如此解讀那個時代：「那時候，有一種說法，如果你是大學生卻不是左派，那就有點問題了，因為上了大學，腦筋開闊，應該要有想法，要為人民。當時，只要你講到『為人民』，基本上都是左派。」
被問起關於父親的「匪諜」身分，畢竟已花了近50年在時代夾縫中尋找父親身影，千絲萬縷早被一一釐清，簡明仁當下為我們爬梳：「我的感覺是說，當時無論是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等等，那些社會運動的目的都是為人民發聲，所以就和政府有了一些爭執，甚至是鬥爭、抗爭。當時左派正需要理論基礎，剛好遇上蘇聯大革命成功，共產黨成了顯學，於是就被引進來對抗政府，……應該說，當年農民眼中的共產黨，並不是我們今天在講的中國共產黨。」
為證父親本心，簡明仁提到，在1929年的「二一二事件」中，日本法庭有段文字紀錄，當時簡吉曾如此解釋自己為何辭去教職：「我在上課的時候，看到那些學生因為困苦、飢餓、貧窮，下課還要幫忙農作，根本沒有精神、能力去學習，那些農民飽受剝削，即使工作一整天也不得溫飽，我身為教員，拿了薪水卻沒辦法教育小孩，等於每月沒什麼勞動就可以領錢，根本是一個領著月俸的盜賊，這實在令人無法忍受。」
革命家血脈覺醒，接手父親百年遺志
在追尋父親的過程中，簡明仁體內那股革命家的血脈竟也開始沸騰。他說，隨著接觸的農民越多，自己對農業的了解也越深，後來更發現，當年父親所提的三大訴求──農產品交易合理化、農村教育要發達、農村文化要開發──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竟沒多大改變，這讓他下定決心接手，「於是我們（大眾教育基金會）就開始思考，有沒有辦法去解決農村的……不要說解決吧，協助去緩解農村衰退的問題。」
從簡明仁的角度來看，台灣農村之所以式微，與農民失去願景與尊嚴有關，「我們政府常常用一些補助的方法來緩解農民聲音，每次發生什麼事，農委會就開始補助，那結果是什麼，農民當然『足袂爽欸』，人還是要自己賺錢才有榮譽感嘛，……每天都在拿補助，你說這種事情，有人會願意傳承給下一代嗎？」
近年，簡明仁鮮少以大眾投控董事長的身分出來走動，最近一次公開露面，是農曆年前代表樂活生技與義美食品簽約，未來雙方不只要合作開發香檳茸（巴西蘑菇）相關保健食品，還打算揮軍植物新藥市場。
他解釋，自己出席類似再商業不過的場合，其實背後真正目的還是希望幫助農民，「我們在貨櫃裡建置模組化設備，提供給五六十歲的農民，讓他們可以兼差種香檳茸，每負責一個貨櫃多賺3萬元外快。但……問題是要賣給誰？還是要先銷掉啊，所以我們很認真去找人合作，想開發各種市場，只有提高去化速度，才可以幫到更多農民。」
為了真正幫上農民，他將自己一分為二，一邊是理性的生意人，在商言商要找出高利潤的農產品，另外一半則化為感性的慈善家，做著損己利人的決定，「嚴格來講，我們的做法是比較沒有效率的，否則應該請年輕人才對，但是我們有不一樣的願景，把自己定位成社會企業，……做這些事，不是完全把利潤擺在第一，還要看能不能幫助台灣社會解決某一方面的問題。」
關於父仇，簡明仁的間接積極報復
話題繞了一圈，再次回到大眾電腦上，那略微沙啞的嘆息聲又三不五時跳了出來，「唉……大眾那邊……都交得差不多了啦，都差不多接班了，只有一些比較重大的事情才會一起討論，因為我們到底在這產業有幾十年經驗嘛，有時候也會提供意見給他們參考。不過，我不太強迫他們一定要照著做，因為如果那樣要求，那他們永遠也沒辦法成長。」
一路走來，有沒有什麼遺憾或後悔的事情？被突然問起，他先頓了數秒，才定神說：「這個……唉，應該這麼講，人生不如意處，十常八九，不如意的事情本來就很多嘛，你也不見得說是什麼遺憾，事情就是這樣，就過去了嘛。但真要說比較大的（遺憾），應該是我太太常講，當初我一直當教授就好了，為什麼去搞這個事情（創業），……但又說回來，這樣到底對不對也很難說，對我個人來講，這個經歷是OK的，我倒沒有特別遺憾什麼。」
事實上，革命家都有著某種程度的浪漫，而感情用事正是商場大忌，或許，簡明仁心中的遺憾不言而喻，而這樣的結果，早在十多年前，他已預見。當年，他撰寫了一篇文章〈跋〉，裡頭一段就提到：「明明知道世事人情的不可信，卻總是反覆掉進這種陷阱，……我也終於發現，自己並不適合親自做生意，因為我一向律己嚴、待人寬，留人餘地，贊同和平共存的理念，但商場卻如戰場，只能論成敗，……」
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卻主張和平，在訪談尾聲，他也分享了一段自己對於「父仇」的看法，「真正去想，我根本沒有一個確切的對象可以恨，因為基本上來講，那些人都已經去世了，再追下去也沒有結果，……唯一解脫的辦法是換一種角度思考：這是整個社會發生的問題，既然無法報復任何特定的人，只好把整體社會修正，那也可以算是一種間接而積極地報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