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作者為執業律師、國立大學兼任講師。本文不代表《信媒體》立場）
據報載，以欣同及新大同為首的大同公司市場派，獲經濟部有條件核准召開股東臨時會，並敲定10月21日全面改選董事。大同公司派保衛經營權，以鄭文逸炒作大同股價，遭台北地方法院重判，鄭文逸又是欣同及新大同實質掌控人，如果獲准召開股東臨時會無異是鼓勵經濟犯罪為由，在9月8日正式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依法提出行政訴訟「停止執行」的聲請，也為大同公司股東臨時會增添變數。
聲請停止執行三要件
依行政程序法第116條第2項、第3項規定：「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第2項）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第3項）」。
訴願法第93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行。聲請停止執行之要件有三：
１、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此要件在訴願法93條第2項之規定為：「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採取較為正面的構成要件陳述方式；但在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卻規定：「但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似乎此要件只是停止執行之反面（消極）要件。
然而筆者認為，從「體系解釋」觀點而言，無論是訴願法所採取的正面陳列、抑或是行政訴訟法的反面表達方式，均指向同一個面向，即「原告（訴願人）所提起之行政救濟具有勝訴可能性」。
因此，原處分之合法性若「顯有疑義」，原告之行政訴訟在法律上當然「非」顯無理由，則無論原告（訴願人）係於行政訴訟（前）階段或是訴願階段，行政法院或訴願管轄機關均應為停止執行之決定。因此，系爭案件的勝訴可能性，為停止執行必須考量的因素之一。
2.、原行政處分之執行是否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
所謂「難以回復之損害」，依照行政法院向來見解，係指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之狀況（反面言之，就是能以金錢彌補損害者，就不算是有所謂難以回復之損害）。
另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者，亦可能被認為該當難以回復損害。至於是否「有急迫情事」，應依照個案的具體情形，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雖然行政法院近來對於可以用金錢彌補，但是金額可能過高的情形，也會認為是難以回復之損害。不過學者認為上述標準之鬆綁，其實是基於公益之考量（詳下述）。
自制度的功能論而言，停止執行是「暫時權利保護制度」的一環，且為確保權利救濟之完整性、即時性，及救濟結果時效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99號解釋創設「暫時處分」制度。因此，系爭案件的違憲可能性，也是停止執行必須考量的因素之一。
3、停止執行是否於公益有重大影響
公益包括了兩個面向：除了系爭行政處分所欲追求的公益外，也應該衡量執行系爭行政處分時，可能危害的公益。
所謂「公益」，即「公共利益」（訴願法第93條第2項參照），凡涉及公共福祉之事項皆屬之。於公益有無「重大影響」，係屬對「當事人」利益與立即執行之公益間的利益衡量，申言之，停止執行的目的，乃在保護受處分人或利害關係人個人之利益（私益），然若私益之保護對於公共利益有重大影響時，基於利益衡量，應以保護公益為優先。
經濟部核准召開股臨會的合法性顯有疑義
綜合上述，筆者認為，行政訴訟之停止執行，須符合以下要素，即：「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行政法院即應准許停止執行系爭行政處分，避免違法行政處分繼續發生法律效力。
在粗略分析行政訴訟停止執行之法定構成要件後，筆者嘗試分析經濟部此次有條件核准召開股東臨時會的許可處分，是否符合上述要件。
首先，該處分作成之前，大同公司市場派股東本可依公司法第173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先」請求大同公司董事會依法召集股東臨時會，此時董事會若為召集通知，即可逕依此程序提案改選董監事，而若董事會不為召集通知時，大同公司市場派股東即可再報請經濟部許可，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
而此次大同公司市場派股東卻捨上述途徑不為，而堅持以公司法第173條第4項規定逕向經濟部申請，或與該案於108年10月30日經臺灣高等法院宣判之「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一案有關。
依高院於該案的認定，大同公司106年5月11日股東常會所為董監事改選案之決議無效；換言之，如按照高院判決，大同公司因前次董監事改選決議無效，即可能符合「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不能行使職權」之情形，進而構成產生「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的要件。
然而，大同公司針對上述判決上訴最高法院之結果，已於日前（109年9月23日）發布重訊表示，收到最高法院書記廳通知：撤銷原判決發回高院續審，則經濟部核准召開股臨會的處分合法性，顯有疑義甚明，原告（大同公司）之訴非顯無理由乃自明之理。
北高行應彰顯停止執行的制度功能
再者，經濟部准予召開股臨會之處分，若執行後產生兩組「同時」「合法」之董監事團隊，則大同公司上下應服膺哪組董監事之領導團隊？雖然鬧雙胞在公司經營權爭奪案例中並非罕見，然本案之急迫性不言可喻（109年10月21日即將召開股臨會），且本案停止執行所欲保護之公共利益又至關重大（直接牽涉到能否行使表決權之股權數），則系爭處分執行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乃可預期的必然結果。
另須說明者為，停止執行制度上屬於「暫時權利保護」，因此對於構成停止執行要件之證明程度，以「釋明」方式為已足（相對於「證明」需要較為嚴格之認定）；法院依兩造提出證據資料及可依職權即時調查之所得，不要求有完全之證明，只要得到蓋然之心證，即可做出准予停止執行之裁定。筆者衷心企盼，北高行能在此一具指標性之矚目案例中，依法作出妥適之判決，使停止執行的制度功能得以彰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