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金磚四國」（BRIC）之父歐尼爾（Jim O'Neill），他曾任英國財政大臣、高盛資產公司（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董事長。
中國最近讓我很是困惑，尤其是考慮到北京目前最艱鉅的一些挑戰似乎都是自找的。自從1990年第一次訪問中國以來，我就一直對中國經濟感到著迷。那是在天安門事件之後不久，我只在那裡待了短短一段時間，但成千上萬名北京人在冬天街道上騎腳踏車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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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訪中，錯把北京、台北搞錯
我在北京停留期間適逢國定假日，所以有機會參觀八達嶺長城（那時候去那裡的路還不那麼好走）。當時一路上那些穿插錯落的現代高樓讓我百思不得其解，正如過去31年其他眾多分析師所想，我也懷疑中國房地產市場過段時間就會崩潰。
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一時還以為自己把北京和台北搞錯了。我也去過台灣，還特別讓出入境章蓋在護照外的附加頁上，以便向中國當局隱瞞行程，因為那時中國禁止赴台灣旅行。北京街頭市場平平無奇，與我家鄉的市場沒什麼兩樣。人們的生活同樣比我想像中更西化（我找不到更好的詞來形容），甚至更甚我首次訪問台北時的感受。
無論如何，到了1998年──也就是亞洲金融危機最難熬的那段日子──房地產市場即將崩潰這種說法在「快錢圈」（fast-money crowd）蔚為風尚，此外人們相信中國受到波及之後，這場區域危機將更形惡化。我記得當時收到一封已被多人轉發的郵件，附件中的影片據說記錄了中國「鬼城」，那裡充斥眾多閒置住宅和辦公大樓。然而，當時我更關注市場議論紛紛，指美國當局正在考慮結束「強勢美元」政策。
那時美元兌日圓匯率大幅上漲，似乎正將那些匯率與美元掛鉤，或有大量美元債務的亞洲國家進一步推往深淵。有傳言指中國威脅讓人民幣貶值，除非美國採取行動阻止美元上揚。我認為美國可能真的會改變貨幣戰略，果然，之後美國直接出手干預外匯市場，購入價值約20億美元的日圓。儘管一些大型對沖基金因此蒙受巨大損失，這一措施使亞洲金融危機開始平息。
困難都是政府一手造成的
正是此一事件讓我意識到中國的重要性。3年後我創造出「金磚四國」（BRIC）一詞，凸顯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成長潛力。然而，雖然這四大經濟體確實都在21世紀初經歷爆炸性成長，只有中國一直保持強勁，儘管2010年代中期以後其GDP成長速度放緩至個位數。
縱觀這一時期，我經常對中國決策者應對經濟挑戰的能力感到驚奇。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為例，它不僅沒有打趴中國，反而刺激中國自出口低附加價值產品的發展模式轉型。
事實上新冠疫情爆發前，中國仍繼續按照「金磚四國」的原始理論那樣發展。當時我們根據分析推測，2020年代末中國的名義經濟可能與美國並駕齊驅；而這種增長或許能在2030年代末使「金磚四國」的總體經濟規模與「六國集團」（G6，即七國集團扣掉加拿大）看齊。不過諷刺的是，由於人民幣升值，2021年中國的名義GDP大幅上升至18兆美元，而美國是23兆美元。
然而，中國經濟仍面臨強勁阻力，而且很多困難都是政府自己一手造成的。舉例而言，中國當局似乎試圖懲罰國內一些槓桿率最高的房地產公司，同時又大規模打擊從高教到先端科技等各種產業。這些措施嚴重降低私營部門承擔風險的意願。
另一例是政府的清零政策，包括關閉中國邊境。該政策不僅削弱消費者信心，推行時機也不佳，此刻中國與許多西方國家關係惡化，自身人口結構亦愈來愈不利未來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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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接受中共領導的前提
綜觀而言，這些政策都會造成長久影響。儘管2021年中國報告其實際GDP成長達到8.1%，但我關注的高頻指標顯示，中國的成長氣勢正在減弱。如果中國不祭出更多貨幣和財政寬鬆政策，對其經濟的各種不利因素會繼續增強。
而這就將我們帶回，我首次訪中時思考的一個全景問題。自那時起，我一直認為中國人民會接受這樣的政府架構及一黨領導，前提是他們能夠藉此躋身全球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和機會。如果這個假設是對的，中國現在的領導階層就必須換個做法了。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校稿潤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