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in台灣》擒賊不用先擒王?MIT教授:普丁權力基礎來自「這群人」

金融監理

本文作者為: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困的起源》作者,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教授,其2020年最新著作為《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進展或許是不如莫斯科所計畫,但最糟的時刻還沒到來。儘管西方對俄羅斯機構及寡頭實施的金融制裁已經遠超許多人的預期,這些制裁還沒鎖定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政權的「西方根源」

被獨裁者與寡頭瓜分的國度

如同其他許多「竊盜統治」(kleptocratic)型政權,普丁的權力奠基於一名獨裁者與寡頭達成的協議。這名獨裁者隨心所欲地統治國家並讓自己的盟友富起來,讓這些人透過國家自然資源或特准壟斷權發大財。

但這種協議是有代價的:隨著寡頭們的「小金庫」愈來愈大,他們也愈漸憂慮獨裁者能奪取他們資產、傷害他們家人的權力。這些寡頭有兩種選擇,第一種是建立有實權的正式機構以約束獨裁者,或許這甚至能為迫切需要的結構性改革鋪路;第二種是把他們的資產和家人轉移至海外,如此一來,他們便能免於前俄羅斯石油大亨霍多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命運──這位俄羅斯首屈一指的寡頭,在2000年代初期被普丁沒收家財、打入大牢。

許多俄羅斯寡頭選擇利用第二個選項,而這需要西方在兩個方面提供關鍵協助。第一,西方銀行體系必須「有機可趁」,讓他們能輕而易舉洗錢。倫敦、瑞士、盧森堡、賽普勒斯、澤西島(Jersey)、巴哈馬群島及開曼群島等較小的司法管轄區,多年來都符合這項需求;歐洲銀行一直熱心參與這個過程,美國金融體系則提供他們必須的基礎建設

第二,西方金融中心必須歡迎寡頭的家人,准許他們置產(通常透過信託和空殼公司),還有讓他們的孩子在一流教育機構註冊就讀。倫敦紐約等城市就歡迎寡頭及其親屬加入核心的上流社會。

因此我們能合理推斷,如果俄羅斯菁英沒有這些通往西方的「黃金暗門」,普丁打造他「一人專政」政權的能力將被顯著削弱。不過這並非獨屬俄羅斯的故事。其他國家的超級富豪──包括海灣石油國家、中國、印度、土耳其、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和早前的烏克蘭──同樣在西方金融體制和政府共謀下,安心處理他們的非法收益。

打擊普丁先從他的「寡頭好朋友」下手

這些安排不僅幫助俄羅斯和其他地方延續專制政權,也重傷西方金融機構和經濟。寡頭的財富為金融市場注入大規模金流,因此改變了金融中介的本質,並助長日益惡化的全球失衡。1990年代起美國、英國和幾個西方國家出現巨額經常帳赤字,就是世界其他地方的資本大量流入之故。

30年後這些在國際金融體系流通的「黑錢」其規模之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祖克曼(Gabriel Zucman)估算,全球金融財富至少有8%(超過7.5兆美元)現存放於避稅天堂──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在西方金融體系核心以其他形式存在的「黑錢」。令人毫不意外的是,專制政權在「黑錢」活動中的佔比是不成比例地高。祖克曼發現,俄羅斯所有家戶財富約有52%是以離岸方式儲存,而在海灣國家這項比例甚至更高。

這些非法金流加劇了全球社會和政治問題。對豪宅的需求在倫敦、紐約和溫哥華催生混亂的房地產熱潮,有錢人掌握了這些城市的主要房產,因此推高的房價使不平等問題更為惡化。非法金流可能也對西方股市近年大熱有所貢獻,進一步使有錢人受惠。

但更惡劣的影響出現在西方金融及財政機構內部。西方對「黑錢」的「收容」加速了一項趨勢:全球大批銀行、會計師和律師支持之下,為了逃稅而衍生的所有權結構變得更不透明,信託也更加複雜。當祖克曼及其同事分析隨機查核的數據以估算美國的逃稅規模,他們的結論美國財富金字塔頂端1%的人,利用這糟糕產業所提供的工具藏匿收入,而這些人隱藏的收入高佔(其總收入)20%以上

透過「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潘朵拉文件」(Pandora Papers),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同樣揭露了離岸逃稅比外界想像得更廣泛、更系統化。全世界有數千名企業人士、政治人物和名人被暗指涉入全球性洗錢活動。

縱容海外洗錢天堂,就是縱容獨裁

這些詭計在西方民主和金融制度留下汙點。當世界各地的「政治小偷」(kleptocrats)累積起大量非法財富,當西方菁英也參與其中,西方政府卻一直無法從富人身上獲得稅收。福利國家的機構和服務因此受到減損,當前貧富差距也愈形加深。

西方政治人物對普丁無端興戰感到震驚,他們趕忙支持嚴厲的貿易制裁,把大部分(但不是全部)俄羅斯銀行踢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支付系統、凍結俄羅斯中央銀行(CBR)外匯存底。但是,打擊逃漏稅和「黑錢」會需要更多勇氣,考慮到它們已經內化為現行金融制度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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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有什麼時刻是應該做出改變的絕佳時機,那就是此刻。西方決策者能抑制一個逃稅體系,多年來該體系一直不公平地嘉惠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企業和大亨。如此一來他們還能提高政府急需的稅收,在國內支持建設新基建、推動社會福利計畫。如果西方希望站在歷史上正確的一方,只鎖定俄羅斯是不夠的,他們還得清除自己的陳年積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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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由洪培英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