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指台灣、南韓是武肺疫情大贏家 歐盟得學會向中國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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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國際合作中心(Center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外交學者卓勃(James Traub)在美國雙月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指出,台灣南韓等國防疫表現優異,代表世界的未來確實在亞洲,但不是中國。

丹麥國際事務研究所(Da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資深研究員佩帝(Luke Patey)也建議歐盟開始布局印度和東南亞,與其在中國競逐逐漸萎縮的利潤,不如「支持符合歐洲經濟及政治利益的民主政體」,投資創新產業、培養重點企業。

佩帝指出,北京正挾經濟優勢威脅歐洲,然而事實上,他們並沒有那麼需要中國,「歐盟應該開始學習對中國說『不』」。

當民主遇上亞洲價值

外交學者卓勃指出,在武漢肺炎中勝出的政治制度,不是獨裁中國,而是具備中國所謂「亞洲價值」的民主政體。

「注重集體紀律、尊從政府指示,並對國家抱持信念」卓勃說,「他們展現了當人民和國家互相尊重,而非彼此恐懼時,能達成什麼樣的可能性」。

當北京仍試圖隱藏疫情,台灣、南韓以及稍後的新加坡,已經開始管控邊境、隔離潛在患者,並提高防護裝備和試劑盒產量。

台灣和南韓皆為民主政體,領導人透過公開選舉誕生,具備獨立司法制度和自由的企業環境;而新加坡雖是威權政府,但公務員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性。

卓勃特別提到,台灣與南韓民眾願為防疫犧牲一點隱私,許多西方人做不到這點,例如法國就婉拒了南韓的數位監控系統,即要求每位患者下載APP讓官員掌握其行蹤。

他表示在這個時代,任何私人決定都可能對其他人的福祉造成危害,而「亞洲民主政體證明,公民既能讓出部份自由,又無需犧牲最基本的政治權」。

「國家制度的勝利不屬於北京」,卓勃直言中國應向台灣和南韓學習。

歐盟武肺報告「自我審查」以免惹火北京

美國與中國撕破臉後,歐洲更成中國展現「霸氣」和「戰狼外交」的地方。

根據《紐約時報》,歐盟4月底發布了一份武漢肺炎調查報告,原文本批評中國「為推卸責任在全球散播錯誤訊息」,但在中方抗議之後,報告措辭變得不再針對中國。

2020年初,中國威脅捷克前參院議長柯佳洛(Jaroslav Kubera),指若他拜訪台灣,中方將報復捷克外商,他的遺孀指控這導致柯佳洛猝死;北京也警告德國不准將華為排除在5G建設外,否則將對德國車廠不利。

北京施壓歐洲,以限制外企進入中國市場要脅,要求他們臣服於中共對華為和台灣的政治論述,同時瓦解任何可能冒犯中共的行動。

「歐洲不需要向中國的『經濟霸凌』低頭」佩帝表示,歐洲並沒有那麼依賴中國市場,而且對中貿易、投資所帶來的風險與脆弱性,開始超過在那裡能獲得的經濟利益。

他強調「歐洲決策者必須了解,面對北京,他們其實有更多操作空間」,而歐盟向北京示弱,恐是對面臨相同壓力的成員國釋出錯誤訊息。

「歐洲必須依賴中國」是一種迷思

佩帝指出,重點不在於中國的工廠和市場規模多麼龐大,而是「歐洲究竟能從中獲得多少利益」。

貿易方面,歐盟官員時常誇耀與中國每天有價值15億歐元的商品流動,然而歐盟內部與外部貿易總額每日高達300億歐元,2018年歐盟國家貿易總額中國僅占5.5%。

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指出歐盟國家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其實就是歐盟本身,約佔貿易總額三分之二,得益於他們距離相近、熟悉的商業與文化、單一市場和關稅同盟。

歐洲對中年投資額從2011、2012年的50億美元以上,掉到2016至2018年的80億以下,佩帝指這是因為中國高度控制及限制外資,且並未出現放寬跡象。

歐盟貿易執行委員霍根(Phil Hogan)4月20日自承,和北京的貿易談判在「開放(中國)市場上沒什麼實質進展」,而「中國製造2025」致力達成高科技產品自給自足,外資在中國的前景恐怕未必一片光明。

歐盟得學著向中國說「不」

至於供應鏈,2001至2018年,歐盟與中國關係愈形緊密的同時,其在全球製造業出口的佔比從44%降至35%,雙方發展出類似美、中在貿易戰前的「不對等貿易」。佩帝認為這是個警訊,歐洲必須在中歐、東歐和土耳其重建製造業中心。

畢竟對許多歐企而言,中國甚至不再是發大財的應許之地。在中國投資最多的歐企是德國汽車大廠,然而長安汽車、浙江吉利等競爭者正逐漸吃掉他們的市場。

2015至2019年福斯(Volkswagen)的中國業績下滑1.5成;戴姆勒(Daimler)、BMW和西門子(Siemens)在中國的獲益比例,和其他國家及地區比起來,停滯不前良久。和中國比起來,歐洲自己還比較常出現新的收益成長。

此外,全球景氣進入冰河期,中國經濟面臨相同困境,同樣得顧忌失去歐盟市場。

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呼籲中國拒絕西方價值和利益,點燃中國民族主義。然而佩帝強調,歐洲不必學中國訴諸民族主義,而能繼續鼓勵有原則的多邊主義,只是「歐洲必須學習如何對中國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