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in台灣》脫鉤還是脫碳?科技戰與愛地球陷入兩難

環境議題

本文作者為:中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中文簡稱亞投行)第一任首席經濟學家、瑞典經濟學者柏格洛夫(Erik Berglöf)

塞港、海運長期延誤、運輸成本飛漲在在表明,新冠疫情仍持續破壞全球價值鏈(GVC)。企業重新評估哪裡是合適的生產地(或者轉移原本的生產地),是否需要裁員及裁多少人,還有哪些貨品應維持庫存以應對未來衝擊。這些影響正在衝擊全球經濟,增加更多不確定性,並放緩經濟復甦速度。此外,英國格拉斯哥(Glasgow)《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6次締約方會議(COP26)落幕後,全球價值鏈在生產、運輸方面的脫碳壓力愈來愈大。

全球價值鏈的脫碳速度至關重要。全球價值鏈占全球出口總額一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價值鏈生產網絡的占比顯著增長。例如,為進入全球汽車供應鏈,中低收入國家不再需要生產一整輛汽車,只需專門製造一個小零件即可。

在此脈絡之下,亞投行最近一份報告分析了疫情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並指出全球價值鏈將如何幫助實現2015年《巴黎氣候協議》設定的目標:以工業化前水準為基準,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1.5°C之內。

供應鏈脫鉤不利脫碳

過往一些危機曾嚴重打擊關鍵供應鏈,例如1999年台灣921大地震、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然有證據顯示,對高效要求的龐大壓力、供應商之間高度依賴個人信賴關係,有助全球價值鏈重返正軌。如果這一說法成立,那麼目前疫情導致的全球價值鏈中斷和混亂將是暫時的;隨著世界恢復正常,這一問題會自動消失。

但這次的情況或許有所不同,因為與先前危機相比,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體系的衝擊要廣泛得多,持續時間也比以往要久。目前疫情的影響,並非出自中國2020年初首採封鎖措施──中國經濟和全球價值鏈已迅速從中復甦──而是政府大規模振興、釋出累積儲蓄下使需求遽增。而各國開放進程不同步,也加劇了供應中斷的問題。

我們可能要耗費數年,才能確定新冠疫情對全球價值鏈造成的影響。疫情可能促使人們徹底反思,應如何組織全球價值鏈以及決定生產地。韌性(Resilience),或說從衝擊中恢復過來的能力,已成大家熱中討論的主題。同時,對地緣政治的擔憂正給各國帶來壓力,使其減少依賴個別國家的供應鏈,重要的高科技產業已經開始脫鉤。

全球加速邁向碳中和之際,最近能源價格飆升提醒我們,全球價值鏈面臨更艱鉅的挑戰。隨著生產在全球分散,中間產品在國與國之間長距離來回運輸,導致全球價值鏈脫碳壓力愈來愈大。同時,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必須在《巴黎氣候協議》下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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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C有望推動各國碳中和

推動全球價值鏈脫碳確實是一個絕佳機會,加速落實碳中和。全球價值鏈的生產網絡,依賴其主導企業提升整個供應鏈效率的能力,因此這些公司能在推動跨國、跨界的碳中和議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其中許多企業已經承諾2050前年實現碳中和,而各國央行正在施壓這些公司的債權人,要求他們降低貸款組合中的氣候風險。

同樣地,希望吸引和保留全球價值鏈投資的國家,將有額外動力去提供綠色基礎建設,包括使用再生能源、零排放的多式聯運系統和高速寬頻。因此,對試圖加入全球生產體系並履行《巴黎氣候協議》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言,追求綠色發展可成為一種競爭優勢。而政府對此表示有興趣,可反過來鼓勵主導企業參與聯合脫碳投資。

為了充分發揮良性循環的潛力,即全球價值鏈主導企業及其所在國家都感到脫碳壓力,我們必須提高生產及價值鏈各個方面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如果不仔細測量碳足跡,不一致執行國際標準,市場力量和監管機構就無法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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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足跡應透明公開

多邊開發銀行能促進價值鏈中的永續投資,納入最佳技術和標準,同時確保二氧化碳排放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它們還能幫助私營部門投資者管理政策風險,該風險往往會阻礙基建投資。而若無私人和制度資本,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將無法縮小其與已開發國家在基建方面的差距。

疫情凸顯全球價值鏈對世界經濟的重要性,尤其是幫助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提升商品附加價值、縮小其與富國之間差距這個方面。然而這場危機也讓人們注意到,全球價值鏈能發揮何種作用,推動各國及各產業加速碳中和。全球各國領導人在COP26氣候峰會後,正如他們所充分意識到的那樣,我們需要利用手邊一切工具,確保未來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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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校稿潤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