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in台灣》病毒暴露西方經濟弱點:美國缺保障 歐洲少創新

國際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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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法國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艾吉昂(Philippe Aghion),他也是「國際經濟計量學會」(Econometric Society)會員及「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American Academy Arts & Sciences)」院士。

法國法蘭西學院助理研究員穆罕默迪(Aymann Mhammedi)。

新冠疫情凸顯了美國和歐洲資本主義模式的主要弱點。

在美國,危機展現其經濟體系的侷限性,該體系無法保護個人免於宏觀經濟衝擊帶來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和社會後果;在歐洲,危機揭示該區域的創新生態系統(innovation ecosystem)缺乏活力,尤其是生物技術方面,而這正是終結疫情的關鍵產業。因此,儘管造成諸多損失,新冠危機也是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資本主義的一記警鐘。

我們不認為美國經濟模式缺少保障和包容性,是提高創新能力所需付出的必要代價,也不認為歐洲具有高度社會保障和包容性,必然導致它缺乏創新能力。因此除了呼籲提高教育投資,我們主張採取既能刺激創新成長,又能兼顧包容與保障的兩項政策:加強競爭政策,並在勞力市場建立丹麥式「彈性安全」(Flexicurity)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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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巨頭壟斷「創新」

討論競爭政策時,首先要問美國作為資訊科技(IT)革命先鋒,為何過去20年其創新型經濟的生產力成長(productivity growth)出現衰退?專家對此趨勢提出各種解釋,其中有兩種解釋強調了競爭問題。

紐約大學經濟學家菲力蓬(Thomas Philippon)在他2019年出版的著作《大逆轉》(The Great Reversal)中指出,美國生產力成長率放緩的主因在於「反托拉斯政策弱化」。菲力蓬表示,這種改變日積月累下,使經濟部門更加集中並削弱商業活力,尤其是創新企業方面。

本文共同作者艾吉昂和貝古(Antonin Bergeaud)、波帕(Timo Boppart)、克萊諾(Peter J. Klenow)和李慧瑜(音譯,Huiyu Li)等經濟學家,則共同提出另一種解釋「競爭不完全」(inadequate competition),但將焦點放在IT革命上。簡言之,科技日新月異,「巨星」企業累積起其他人難以仿效的社會資本和技術並發展出強大網絡,使其在相關產業坐擁較大占比──這解釋了美國生產力於1995-2005年快速成長,尤其是IT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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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長遠來看,「巨星」企業會阻礙「非巨星」企業在前者掌控的產品中進行創新。這是因為試圖推翻「巨星」企業的挑戰者必須大幅壓低價格,也因此降低了自己的創新紅利。IT革命使「巨星」企業得以迅速成長並控制更多領域,最終卻減少了市場進入者的數量、創新及整體經濟成長。

這種解釋代表,若要最大限度發揮IT革命的成長潛力,就必須改革競爭政策,更妥當地處理併購行為對未來創新及市場進入的可能影響。這樣的措施,一方面應促進創新主導的成長,另一方面應允許新競爭者進入市場,使市場更具包容性。創新,尤其是來自新玩家的新點子,應能鼓勵社會流動變得更活躍

美國白人死亡率驟升!背後原因是「絕望死」...

同時,「彈性安全」制度可幫助美國等國解決其根深蒂固的勞力市場問題。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凱思(Anne Case)和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2017年共同發表的一篇論文指出,美國中年(45~54歲)非西裔白人的死亡率在長期下降後,於2000年代初又開始攀升,並在2011-2012年後驟漲。他們最令人矚目的發現,是所謂絕望死」(deaths of despair)迅速增加,這類死亡是因自殺或藥物濫用導致,主要發生在低技術勞動者中,不過這個現象在其他已開發國家較少見。

美國非西裔白人死亡率漸低的趨勢逆轉,迪頓和凱思將之歸因於「創造性破壞」衝擊下,工作處於不穩定狀態,而這往往又會加劇家庭的不穩定。更廣泛意義上,我們的世界,已從許多人可期望在一家企業終老並有一定晉升機會,變為破壞成為常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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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是否有可能設計一種制度,讓人們能以更平和的態度、更有利整體經濟的方式度過失業期,因此更容易接納「創造性破壞」?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魯萊(Alexandra Roulet)2017年發表的一項重要研究顯示,1993年引入「彈性安全」制度的丹麥可能已經找到正確的解決方法。

丹麥典範:失業也不會讓你憂鬱早死

丹麥的「彈性安全」制度有兩大支柱。一方面,丹麥簡化企業解雇員工流程,使勞力市場變得更靈活;另一方面為保護被解雇者,政府提供慷慨的失業福利,並加大投資職業培訓,好讓民眾獲得重新進入勞力市場所需的技能。

魯萊比較了2001-2006年期間兩種丹麥人的健康狀況:公司關門大吉而遭裁員的人,以及個人背景(包括年齡、經驗和技能)相似但沒有失業的人。魯萊的研究結果令人驚訝,它顯示公司倒閉並不會影響一些重要的個人健康指標,尤其是抗憂鬱藥(Antidepressant)的服用量、諮詢普通科醫師(GP)的機率,也與死亡率無關。

透過建立「彈性安全」制度,丹麥同時實現了兩個目標。首先,推動以創新為導向的增長,在投資職業培訓的輔助下,使「創造性破壞」變得更易實施、更有效率。其次,該制度提供失業者收入補助,鼓勵他們重返勞力市場就業,使創新驅動的成長更具保障和包容性。

新冠肺炎在經濟層面帶給我們許多教訓,而其一就是創新和包容不必然是相互排斥的。借助正確的政策,西方國家能同時推動這兩個方面的發展,帶來充滿活力且公平的經濟復甦。

© Project Syndicate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校稿潤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