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哈靈頓(Kent Harrington),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資深分析師,他也曾任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東亞官員、CIA公關主任。
舊約時代以來離散(diaspora)不斷發生,除了其悲劇本質,沒有兩次大規模離散是相似的。
20世紀,全世界見證猶太人逃離「反猶騷亂」(Pogrom)、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然後是納粹德國領導人希特勒(Adolf Hitler);非裔美國人逃離對黑人的歧視;越南人逃離飽受戰爭蹂躪的家園。
21世紀,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逃離失敗的解放和殘酷的宗派戰爭(sectarian wars);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和宏都拉斯人民一直試圖擺脫貧困和暴力;現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的數百萬烏克蘭人想知道,他們何時──甚至是否──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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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離散潮再現?400萬俄人揮別俄羅斯
對某些國家而言離散並非新鮮事,問問俄羅斯人就知道了。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Josef Stalin)的秘密警察單位「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及繼任的情報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KGB)一直密切關注俄羅斯僑民,他們始終擔心這些人可能構成威脅。如今,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的「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延續這一傳統,根據FSB最近估計,2022年1-3月有近400萬國民離開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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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顯然很難驗證FSB的統計資料,但2022年俄羅斯人的離散規模仍令人相當震驚。與2021年第一季相比,前往喬治亞、塔吉克的俄羅斯人增加了5倍,愛沙尼亞增加4倍,亞美尼亞、烏茲別克增加3倍,哈薩克增加2倍。此外,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共接受7.4萬名俄人入境,埃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土耳其等熱門旅遊國歡迎的俄人也不亞於100萬人,還有將近75萬人進入普丁的附庸國之一,喬治亞的阿布哈茲(Abkhazia)。

上述俄羅斯旅客中一些人肯定已經返國,但2022年第一季離開俄羅斯的公民人數仍相當驚人,因為它相當於俄羅斯總人口近2%,而這還不包含前往歐洲和其他地區的人。
FSB追蹤這些離開的人可不是為了打發時間,從10月革命到蘇聯解體,離散一直是這個「勞工天堂」的老鼠屎。1905年革命失敗,俄羅斯開始出現逃亡潮,而1917年布爾什維克掌權及隨後的內戰期間,離散人數遽增,「小莫斯科」遍布整個歐洲。
1990年代這段歷史重演,但有所不同。蘇聯解體不僅使3000萬俄人滯留境外(主要在波羅的海、哈薩克和烏克蘭),更讓數百萬人移居歐洲、亞洲和北美,形成數百年來第二波離散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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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短缺17萬IT工作者
如此龐大的俄羅斯僑民社群具有重要性嗎?這取決於你的觀點。
1920年代,流亡的俄羅斯保皇黨、右翼份子和各級退伍軍人──他們是5年內戰的失敗者──繼續密謀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但他們繼續為導致自己失敗的分歧爭論不休。2011年德國歷史學家施洛格爾(Karl Schlögel )指出,現今俄羅斯流亡者同樣缺乏有組織的政治結構,因此幾乎沒有可能影響俄羅斯出現變化。
然而施洛格爾發現,1920年代的俄羅斯移民/難民,與21世紀俄羅斯僑民之間具有一項重要區別:現代俄羅斯僑民富有俄國社會最具企業家精神、最有活力的一面,從企業管理者、資訊技術專家、科學家到藝術家,他們代表俄羅斯面臨重大人才流失。
普丁的副內政部長祖波夫(Igor Zubov)6月就此問題提出警告,當時他要求俄羅斯國會允許更多外籍IT人才入境。祖波夫的證詞透露,俄羅斯短缺大約17萬IT從業人員,這與官方聲稱大部分離開的人已經回國的說法有所矛盾。「俄羅斯電子通訊協會」(Russian Association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同樣有和祖波夫類似的說法,業內人士預測2022年俄羅斯可能會有1成IT員工離職。
而這個現象不僅發生在專業技術人員身上。和1920年代一樣,數百名俄羅斯記者、作家、演員、電影製作人和藝術家也逃往國外,而他們通常會在那裡從事相同的工作。企業家、投資人同樣在離開俄羅斯。恒理(Henley & Partners)是一家全球居留權和公民身分顧問公司,為希望改變國籍的副有客戶提供入籍服務,這家英國公司的報告表示,他們預期2022年將有1.5萬名百萬富翁離開俄羅斯。大部分人將試圖定居於馬爾他、模里西斯或摩納哥,那裡有美麗的海灘和寬鬆的稅制,歡迎攜款而來的移民。
西方應把俄國僑民社群組織起來
無論高度專業人士、百萬富翁離開俄羅斯是因反對普丁,或者出於個人經濟原因,重點是他們都使俄羅斯失去關鍵人才和資本。這就是為何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政府提議,對擁有高等教育學位的俄羅斯IT人才、科學家放寬簽證要求。其他國家和公司也試圖爭取這些人,以利用新一波俄羅斯離散潮帶來的好處。
然而這些政策嘉惠的主要是私人經濟和金融收益,我們還沒開發出離散的政治潛力。如果西方國家要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侵略,就該採取更多措施匯集俄羅斯的海外知識和金融資本,形成一個真正的海外社群,讓他們與俄羅斯國內民眾交流、發揮潛在影響力。
一個世紀之前,大約30萬名俄羅斯人──商人、作家、藝術家和其他人──在柏林建立了歐洲首座「小莫斯科」,到了1920年代中期,柏林有大約150家俄羅斯政治期刊和87家出版商,其中一些隸屬蘇聯,但大部分並不是。正如施洛格爾所指,吸引俄羅斯流亡者的不僅是威瑪德國(Weimar Germany)的自由,還有其戰略位置──這是一個書籍、雜誌和政治傳單可以進入蘇聯國家的地方。
在今日這個網路時代,談印刷時代的古早味插曲或許很奇怪,但兩者之間的差異僅在於現在我們擁有更強大的工具來傳播資訊。最終,只有俄羅斯人能決定他們國家的命運,但西方有許多方法來幫助那些希望改變俄羅斯的人。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編輯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