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4月28日報導，中國紅十字會（下稱中國紅會）表面上與其他慈善機構無異，實際上卻是「國家隊」，接受中共資助與領導。
武漢肺炎爆發時，中國僅准5家官方慈善團體接受外界捐款，中國紅會是最主要的一家，截至4月底共收到3億多美元。
中國紅會形同中共外圍組織，雖有助當局控制公民社會、收割民意，但也具備官僚體系拖沓、貪腐等弊病，嚴重影響武漢防疫，甚至有中國官媒指其電話被憤怒民眾打爆。
儘管如此，現在它仍是中國一帶一路及大外宣的馬前卒，以慈善之名擴張中共的海外影響力。
為黨服務的慈善機構
中國紅會是中國最富有的慈善團體之一，在全國有多達9萬個分部，中共利用它處理國內公衛問題、控制捐款，而收割慈善利益的同時，又能壓制其他可能挑戰北京的非政府組織，得以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
然而，中國紅會不僅將北京利益置於首位，國家官僚體系更牽制了它的危機處理速度，中央集權使分部需要高層批准才能動作，還有當地官員扯後腿，使武漢紅會在防疫初期瀕臨癱瘓。
例如，5600多萬美元善款在1月底只用了14%，17個足球場大的武漢會展中心塞滿醫療物資，卻無法送到醫護人員手中。開始分配物資後也是百弊叢生，未收治武漢肺炎患者的兩家醫院獲得3萬6000枚口罩，官員比醫師更優先獲得口罩，還有物資不符醫療標準。
微妙的是，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FRC）卻在一份聲明大讚中國紅會，倒是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賈西津坦承，該會缺點在本次疫情更是暴露無遺。
賈西津點出了一個重要問題，中國紅會無權進行決策。
慈善糖衣下包的是…？
批評中國紅會的聲浪四起，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都跳出來呼籲它透明公開、接受監督，《紐約時報》指對他而言，中國紅會的可信度至關重要。
當然，以人道救援為名追求政治目的早就屢見不鮮，不過中國或是當前最有野心的一位。
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紅會常被派至海外提升中國形象，也在一帶一路中扮演慈善大使，例如2017年成立「絲路博愛基金」，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當時大讚習近平有遠見。
如今，中國紅會也負責在海外宣傳中國抗疫策略是多麼成功，援助義大利等歐洲國家更是一個里程碑，中媒充滿中國紅會援外的報導，以在經濟衰退時期提升民眾的認同感與愛國情操。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名譽政治學教授塞爾（Carl Thayer）指出，中國紅會是執行中國「新冠病毒外交」的理想機構，因為「儘管事實上並非如此，它表面上與中共無關」。
1904年中國紅會由地方菁英成立，1949年後成為中共宣傳機器，在國內各地廣設分部，並鼓勵公務員和國營企業員工捐款、當志工。
中國紅會的黑歷史
中國紅會種種醜聞可說是延燒十餘年，例如2008年四川大地震，中國藝術家集資1100萬美元，交由他創辦一所藝術學校。然而12年過去，這所學校至今仍不見蹤影。
2011年中國紅會又因「郭美美炫富事件」站上火線，郭美美自稱是該會商業總經理，在網上大曬跑車和名牌包，許多人懷疑捐款被政經高層「乾爹」挪來供養她，使中國紅會黑到發亮，捐款狂跌6成。
郭美美事件後，中國紅會撤換高層，然而2014年又爆出將救援物資倉庫出租給私人企業，時任黨組書記趙白鴿解釋這是因為國家投入資金太少，逼良為娼。
中國紅會力圖改革，2017年開始逐年發布報告，2018年承諾降低官僚作風、提高透明度，但也強調會加強國家領導。
改革成效如何？武漢物資分配亂象說明了一切，而儘管不是必然，只要中國紅會一日不脫鉤，恐怕便難以屏除這些弊病。
就算樂觀來看，中國紅會現正在外援項目上扳回一城，致力博回國際好感度，但上面還有那些「戰狼外交官」在放炮，這一加一減，尚不知這親善效果到底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