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疫情到第3年，超額死亡這麼多是不應該的。」2003年SARS時期擔任疾管局（現為疾管署）局長、曾任國衛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所長的蘇益仁，接受《信傳媒》專訪時直言。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7月1日公布防疫成績單，其中一項引《經濟學人》指出台灣超額死亡排名世界第二低，統計台灣疫情期間超額死亡為負2,000人，每10萬人超額死亡負8人，僅次於紐西蘭，代表死亡人數比疫情前還要少。
「超額死亡」是指在特定期間內觀察到的死亡人數，與同一期間預期死亡人數間的差額，以新冠疫情來說，其超額死亡數字越高，代表疫情造成的死亡情況越嚴重。但對此數字及排名，不少專家學者認為該項統計不夠精確，政府不應忽略任何死亡，要進行分析才能了解真實情況。
台大公衛學院教授陳秀熙就指出，台灣在2020、2021年的超額死亡都是負超額，但當時國內是以Alpha及Delta病毒株為主，疫情規模也沒有這一波Omicron來得大，即便計算到今年5月底也會是負超額，但如果計算至6月底就有可能超額了。
蘇益仁感嘆在2003年SARS之後雖奠定下台灣防疫八大基礎，而獲頒一等衛生獎章，「但最重要的是設立30位防疫醫師制度及17位科學家增強台灣防疫體系，如今遇到百年大疫，我特別關心這些當初子弟兵的表現。但他們每天在記者會只在報告一些數字，看不到對以科學角度分析而制定的政策。」
究竟台灣在這次新冠疫情的死亡率，實際狀況是如何？防疫醫師制度從2003年設置至今，是否有做到專家們期盼的「科學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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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台灣超額死亡這麼多？「我們幾乎沒有資料...」
蘇益仁先指出，「台灣今年這波疫情最嚴重是在5月、6月、7月，這3個月要觀察一下，超額死亡可以分成三部分來看。」
他表示，台灣超額死亡一部份是直接跟疫情有關，主要是老年人口跟機構住民；「第二就是黑數，第一階段很多老年人還沒被診斷就死亡了；第三則是醫療體系使老年人跟高危險群，在醫院沒有發揮平常醫療應有的功能，很多原本可以救回來的而沒救回來，基本上這些相關只是直接或間接的差別而已。」
蘇益仁分析，「所以超額死亡跟沒有疫情的時候去比較就知道了，以前流感的時候因為發生在每年1、2月，所以超額死亡每年4千多人，1、2月我們都會歸到跟流感相關，這次理論上在4、5、6月其實是感染症最低的時候，發燒人數每天大約500人而已，但1、2月每天發燒的有2千人，所以理論上5、6月超額死亡不應該這麼多，超額死亡就可以歸因於疫情的關係。」
他強調，台灣疫情邁入第3年之際，「超額死亡這麼多是不應該的，你看新加坡死亡很少，新加坡和英國在第一階段就讓65歲以上的老人、養老院和機構住民的疫苗施打率達到90多%，這就是問題所在，他們被保護好、死亡率就低，藥物又很快使用時，輕度轉重度的人就少，死亡數就會降下。」
蘇益仁也認為，台灣不能跟沒有疫苗、疫苗施打率低，或是還沒有藥物時的超額死亡去比較，「經過2、3年，理論上高危族群疫苗應該已經要打好了，藥物也要整備好，我們在這個區塊沒有做好。陳秀熙一直呼籲政府要去注意這個地方，為什麼超額死亡會這麼多？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都要去了解，但這部份我們幾乎沒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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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群聚是防疫重點！「長者快篩陽投藥措施太慢...」
蘇益仁進一步指出，這波疫情他從很早就開始提到長者快篩陽性即給藥，且在3天內還是3天後的「投藥時機」相當重要。
「當初SARS時我被浩然敬老院的群聚感染給嚇到，那時候晚上睡不著都在想這件事，就決定用克流感做預防性投藥，讓機構住民每天量體溫，同寢的住民也同時給藥。」他表示，過去流感致死人數達4、5千人，但2004年這樣做後就變成800多人，因為投克流感，流感也一併預防下來了。
不過指揮中心到今年5月初、疫情爆發一段時間後，才公布長者快篩陽性即給藥。蘇益仁指出，「其實一週篩2次根本也是不夠的，如果是週二篩一次、週五篩一次，假如有人週二陽性，他週邊的人可能已經染疫了但還沒篩出來，等到週五篩確診再給藥，已經過了黃金給藥期，我認為最理想是2天篩一次。」
蘇益仁直言，「這次防疫根本就不科學，沒有把防疫重點對象搞清楚，也不看數據。防疫醫師、專業制度當初設立這些就是要有人做統計、有人做分析，CDC的學者專家、防疫醫師不曉得跑到哪去了？」
「防疫醫師制度」未發揮該有角色
蘇益仁感嘆SARS時期他擔任疾管局局長時，發現疾管局800多位員工只有7位是醫師或牙醫師，「可是沒有醫師背景，在跟醫療體系的溝通、疫調、疾病診斷會困難重重，所以我就設置了防疫醫師制度，增加30位防疫醫師、17位博士學位的科學家，羅一鈞是防疫醫師、莊人祥是資訊專家，都是那時候找來的。」
建立完防疫醫師制度後，蘇益仁在2004年5月辭下職位，後來防疫醫師也派往美國CDC或歐洲受訓，包括感染科專任主治醫師的專業訓練、流行病學防疫訓練。「理論上對於感染症他們應該是很有經驗的，但為什麼這次都沒有這些資料？為什麼在專業這部分我們沒有超前部署？我滿失望的，也是這次疫情比較遺憾的地方。」
2020年3月甚至爆出防疫醫師離職潮，蘇益仁表示，「後來我跟以前的同事深入了解，發現這些CDC同仁都被上層交待的例行事務忙壞了，根本不可能去思考、甚至提出科學防疫政策做為防疫的改善。」他提到，在有藥物及疫苗的情況下，對於為何仍累積大量重症8,000多人、死亡8,000多人的原因都未能提出改善，「到了疫情後期，這與新加坡差異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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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冠戰役留下來的子弟兵，蘇益仁說，「我不忍心看到他們實力未能發揮，這是國家的損失，也希望新的指揮官能思考這些，重振CDC雄風，則是國家之福。」他強調，防疫體系「專業」跟「經驗」缺一不可，尤其是擔任指揮官非常需要具備的特質，「很多事情兩者結合就知道要怎麼做了！」
